北京北锣鼓巷38号，一扇常年紧闭的红色大门背后，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房，也是纪录电影《陪你到清晨》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是中国第一部聚焦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题材的纪录电影。影片以广西少年毕国锦的心理求助与自救为主线，以一个父亲的成长为暗线，串起了学校、医院、家庭和社会携手援助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历程。
近年来，中国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柳叶刀》2025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疾病整体患病率高达19.3%，相当于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需要帮助。
《陪你到清晨》是田艳的导演处女作，在此之前她有着20多年的媒体从业经验，并先后任职《新京报》社委、北京新媒体集团《北京时间》创始副总裁。2021年，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频发，成为社会焦点，已经离开媒体多年的田艳带领团队扎进儿童心理问题的研究，在深入走访了全国30余所学校、医院，及社区、家庭，采访了上百个孩子、家长和他们的医生，且研究了大量国内外精神医学资料后，田艳决定以独立编剧的身份完成拍摄策划。2024年7月，纪录电影《陪你到清晨》通过国家电影局正式备案立 项。
同年9月，田艳开启为期6个月的拍摄，跟踪记录安定医院儿科住院部的孩子们，累计拍摄素材超1000小时，没有引入外部投资，全程自费完成。为了保证电影的专业性，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担任医学总顾问，国内顶尖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专家郑毅、刘靖、柯晓燕等组成医学顾问团队。
拍摄中，田艳接触了数百个孩子，大部分孩子都愿意接受采访和露出，他们把镜头和交流当成了难得的沟通出口，想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内心和面临的困境。如今社会对心理问题的“病耻感”，成了一堵阻碍求助的高墙。这也让田艳更加坚定了拍摄这部电影的目标：让深陷疾病困扰的孩子能被看见。
“问题的解决，从可以轻松讨论和面对开始。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在今后都能得到平视的目光。”田艳说。这部电影的最大意义是通过真实记录，让更多人科学、理性地看待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了解心理疾病如同身体疾病，需要且能够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2020年之前，电影市场比较火热，当时我发现电影对人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呈现还有很多空间，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于是想创作一个多重人格患者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故事，那时候我希望它会是一部有很高票房的商业类型故事片。
建议我聚焦青少年心理问题方向的，是当时的编剧吴暇，也是这部纪录电影的策划之一。她曾经拍过一部讲述13岁少女青春期困惑的电影，入围了FIRST影展。
要拍好青少年心理题材，就必须有扎实的采访。2020年起，我们开始拜访精神科医生，深入调研。2021年6月，一位朋友在微信群里求助，说有个小孩企图自杀，家人希望能带孩子来北京就医，我帮忙联系了北京的医 院。
第一次在医院走廊见到那个孩子时，我才猛地意识到，孩子出现情绪状况的极端表现超出我的想象。尽管如此，孩子看见远远走过来的我，站起来先说了一句：“姐姐，我可以抱抱你吗？”我一下子就掉眼泪了，我从没意识到面对困境的孩子会这样表达，我想弄明白这些精神疾病是怎么发生的。从那刻起，我开始真正花大量的时间去了解青少年心理问题。
之后我们继续创作剧本、找导演和演员。但在对医院和医生的采访里，我们却听到越来越多孩子心理状况出问题的信息，社会上大家也都开始讨论孩子们到底怎么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严 峻。
然而，在走访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老师并没有学习过基本的精神医学知识，国内相关书籍也大多是精神医学专业的教材，鲜有面向大众的精神医学科普读物。我当时考虑过是否先写一本书，那或许比拍故事电影更有意义。
虽然故事电影暂时没拍成，但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几年的采访中，我们结识了许多专家。随着制片人郭菲的加入，我们开始参与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的“青少年抑郁状态数字化平台在健康体检中的可行性研究”，我们团队协助专家们开发了数字化筛查平台；平时我们也会帮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拍些免费的科普小视频，期间陆续学习了很多以前我们并不了解的知识。2023年，朋友偶然建议，既然故事电影难以推进，不如以你这些年的采访为基础，自己做导演拍摄一部纪录电影。
在我的备案申请中，这部纪录电影是在一所医院的儿科病房展开，学校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场景。
医院部分很顺利。安定医院的王刚院长一直在推动抑郁症的科普，基于过往长期的采访建立起的信任感，我们先行拿到了医院的拍摄许可，开始在住院部无缝跟拍。
但在选择哪所学校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时，每个学校面对的压力都是巨大的，我们接触过的所有学校都委婉地拒绝了拍摄。我理解他们的顾 虑。
转机出现在《人物》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广西崇左市高级中学开展集体心理自救的报道。看了这篇报道后，我马上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崇左市高级中学副校长黄花春，然后陪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专家团队去当地做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同时我也安排摄影团队到了广西，我想努力一下，看这个学校有没有机会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在崇左期间，我才慢慢地把拍摄纪录电影的想法告诉黄校长，希望校方能允许我把在学校拍到的素材放进电影里。我没想到他们能这么痛快地给我授权许可，直到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她是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直都在关注儿童心理问题的议题。
完成一部纪录电影的拍摄是需要运气的，尤其对一个新导演来说。一路上，正是有很多人的托举，这部纪录电影才得以完成。
最终上映的版本里，出于各种原因，崇左高中的毕国锦成了孩子中唯一的主角。随着电影的上映，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也完成了治疗，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他会得到美好的未来。通过这部电影，我想让大家明白，生病不可耻，可怕的是给这些焦虑抑郁的孩子贴标签。我要感谢勇敢出镜的毕国锦和他的父亲。
实际上，拍摄过程中，很多孩子在知道我们要拍摄一个讲述青少年心理困境的电影的时候，都愿意出现在镜头前，他们渴望被理解、被看见。这份渴望，支撑着我完成了电影。
我在杭州路演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孩和他的妈妈，他说他当时也是被我们拍摄到的小朋友之一。孩子说：导演姐姐，我拍的内容你可以用在电影里。孩子妈妈和爸爸也达成了共识，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愿意让孩子出镜。我想这是这部电影上映给孩子和家长带来的勇气。
成片里，我们舍弃了很多有冲击力的镜头，特别是孩子的焦虑抑郁躯体化发作的场面，画面选择的克制，是因为不能把孩子们的失控当作卖点或猎奇。在我的观察里，哪怕生病，这些孩子90%的时间都和正常人一样。
片中的毕国锦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共病焦虑抑郁。在学校筛查的过程中，他就表现出很强烈的求助意识，主动找专家沟通“能不能帮帮我”。ADHD可能在孩子年幼时就已经存在，但因为当时的家长普遍不了解，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这些长期伴随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和人际交往等情况，并引发焦虑抑郁。
很多人看完电影后，会问毕国锦爸爸的情况，觉得他是不是不关注孩子的状态，所以耽误了治疗。但他其实很爱他的儿子，也很勇敢地支持了孩子的选择。他有着中国父亲不善于表达的普遍特征，加上他对这些心理疾病缺乏认知，只是单纯觉得孩子好动，尤其在孩子学习还可以的情况下，一些病症就容易被忽略。
现在的孩子们的生长环境跟我们小时候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很多孩子的精神疾病都与神经发育有关，或者受基因、遗传、社会等因素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孩子的疾病归因到学校压力过大，或者家庭因素、内卷等等，如果能在更早的时间就医，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发现异常，及时干预，情况会好很多。
我在媒体工作过20多年，以前常说报道要克制，对伤害性、件的报道尤其要慎重，因为很容易在扩散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但现在的社会已经有过度渲染孩子心理健康问题严重程度的趋势。这些年下来，我理解，抑郁、焦虑、躁狂、烦躁等情绪都是中性词，只有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成为状态，再往上才算得上疾病。但现实中，大家赋予了这些中性词很多负面意义，把一些抑郁状态当成了抑郁症，不断把它严重化，甚至有不良机构将这当成一门巨大的生意，这是不对的，是要甄别的。
我认为，医疗问题应通过医疗手段解决，非医疗问题就应该由家长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角色。疾病的病因都是复杂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是社会发展至今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不光在中国存在，全球皆然。我们应该更坦然地去面对，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更严重的后果发生。
很多人问我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我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我希望这部电影是一粒种子，能让大家参与进来，在各自的领域里探寻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通过公益、社会援助、从离开医院到回到学校的体系建设等等，使各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问题的解决，是从可以轻松讨论和面对开始的，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都能得到平视的目光。
电影上映前，我邀请黄校长来观看最终确认版，她说前段时间给市里写了一个关于“普通高中心理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报告，以崇左市高级中学为例，从各个维度展开学生心理健康体系建设工作，包括动员全员落实心理普测预警、跟进测评高危的孩子、丰富教师心理健康培训内容，帮助学校老师完成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的通识教育，学会如何与心理健康高风险的学生及家长沟通。我欣喜地发现，电影里这所学校在2025年筛查出的高风险和极高风险人数已经比2024年我们拍摄时下降了不少。
《陪你到清晨》是我和合伙人独立出资完成的项目，我不想里面夹杂太多商业的东西，如果算算这些年的制作成本，差不多要有1500万元了，这还没算上宣传和发行的费用。现在电影市场低迷，纪录电影向来更小众，所以我们还在努力争取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个电影，让父母和社会能更理解面对困境的孩子们有多渴望被接纳和支持。
就像预告片和海报里的那八个字“所有难题，终有答案”。我种下了种子，等待它慢慢发芽。
